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不可能忘記，只是想不起來而已。

　　中國歷史上的兩晉南北朝時期，可謂亂世。“亂世英雄”起四方，城頭常變“大王旗”。亂世中的知識分子，也大體是窮形盡相地各展其能。口中說的，筆下寫的，心裡想的，手上做的，也就五花八門，以至弄出一些怪異的現象來。所謂怪異，即從歷史的長河來看，難以劃入主流價值形態和行為規範；但在特定時期，卻又是社會注目乃至追捧的時髦，我們統稱之為“異相”。拿兩晉南北朝來說，知識分子們寫的不少詩文，便“異相”紛呈，讀之要格外小心，切莫把他們說的和寫的，當作他們想的和做的。觀其言，還要察其行，更要知其底，方能識其人。

　　兩晉南北朝時期舉凡寫點詩文的知識分子，言行不一的異相，大致有如下幾種。

　　第一種異相，本來熱中功名、攀龍附鳳，卻在筆下故作清高，標榜出世。兩晉時期，玄學盛行，清談勃興，濡染了一大批達宦文士。其背后當然也有一點與亂七八糟的當局“不合作主義”的味道。但此風一旦成為時髦，就有人追“風”而言、而寫，似乎不如此，就是自貶身價，就以為難以立足。當時社會文壇上所推崇的，不光是善寫詩文，還必須在詩文裡向世人宣達自己不屑與塵世為伍的高蹈情志。

　　人們都讀過西晉時期“石崇斗富”的故事，也都知道這位石崇是靠搶掠商賈“以致巨富”的怪人。他的官也做得不小，而奢靡之名更是遠播，但這樣一個逐利之人，竟也舞文弄墨，寫了《思歸嘆》、《思歸引》諸多詩篇，反覆宣稱自己“超逍遙兮絕塵埃”，“少有大志，夸邁流俗”，“志在不朽，傲然有凌雲之操”。知道其為人的讀者，便會覺得是在搞笑。這位石大人寫出這些搞笑的東西，實際上是因為他在仕途傾軋中一時失意而已。一旦用“恬淡”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來，就覺得可以維持一點殘存的尊嚴了。如果說，石崇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圈中還算不得什麼角色的話，那么，他的朋友潘岳，卻是文壇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潘岳的有名，除了嗜談老莊外，更在于他的有些篇章哪怕是為文造情、逆志作詩，也還算過得去。如其著名的《閑居賦》，以老莊自飾，聲稱“覽止足之分，庶浮雲之志”；又做《秋興賦》，表示要“逍遙乎山川之際，放曠乎人間之世”。然而，《晉書?潘岳傳》卻揭了他“性輕躁，趨世利”的老底。他和石崇等人常常等在權貴賈謐的大門前，“每候其出，與崇輒望塵而拜”，到底是希望手握大權的賈謐能夠看到自己對他的向往和歸心。知道了潘岳的這番媚態婢膝之狀，再看他寫的“放曠乎人間之世”一類文字，不知人們該作何感想。很像今天有些人喜歡在屋裡掛著鄭板橋寫的“難得糊塗”，其實是提醒自己在名利場中千萬不要犯糊塗。事實上，無論是石崇還是潘岳，最後都耐不住寂寞，參與西晉的“八王之亂”，雙雙同時被殺。由此想到南宋朱熹的一個觀點︰“晉宋人物，雖尚清高，然個個要官職，這邊一面清談，那邊一面招權納貨。”他們筆下的那類裝點門面的作品，也正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?情采篇》中說的那樣，“言與志反，文豈足征”？

　　第二種異相，表面上安于恬淡，忘情山水，好像不問政事，實際上是為了掩飾內心的不滿，一有機會總是要發通牢騷的。這類知識分子的選擇，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，山水詩人謝靈運便是其中做得比較到位的一個。由東晉入劉宋的謝靈運，因為出身前朝的名門望族，一直受到劉宋王朝的猜忌。而他自己呢？卻“自以名輩，才能應參時政”，顯然是心有不甘。但面對被晾到一邊的處境乃至隨時有遭遇不測的險機，他于是便做了一些“恬淡”、“山水”之類的詩文，以為自保。后來終因起事造反，兵敗被殺，但他韜光養晦于山水式的詩文，確也是真有忘情投入，並且是開了山水詩的先河的，于是成了一個大詩人，留下了“池塘生春草”、“明月照積雪”這類清新自然的千古名句。如果說，石崇、潘岳者流的心口不一屬于諧劇和鬧劇的話，那么，謝靈運的選擇則多少有點悲劇的味道了。毛澤東從謝靈運的詩歌中看到他進退失據的內心痛苦和矛盾，認為其山水詩代表作《登池上樓》，“通篇矛盾。‘進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’，見矛盾所在。此人一輩子矛盾著。想做大官而不能，‘進德智所拙’也。做林下封君，又不願意。一輩子生活在這個矛盾之中。晚節造反，矛盾達于極點”。是為知人閱世之確論。

　　第三種異相，是在對仕途絕望、對功名絕念后，轉而尋求內心世界的平衡，而決意退隱。在兩晉南北朝時期，聲稱退隱甚至真的遠離塵世的知識分子的確不少，但其中大多數仍屬裝模作樣。正像毛澤東在同蘆荻談話時說的那樣︰“知識分子一遇麻煩，就愛標榜退隱，其實，歷史上有許多所謂的隱士，原是假的，是沽名釣譽。”不過，在東晉和劉宋，倒真有一個高人，不是那些偽裝恬淡者所能比擬，甚至也超越了謝靈運的內心矛盾，大體上算是心口如一，言與志同。他就是陶淵明。后世看重他，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他有什麼濟世的抱負無由施展而讓人感念和遺憾，而是他確實對官職看得較淡。有學人說他是讀書人中最想得開的，其實他的“想得開”，也是因為其個性無法適應仕途。陶先生做了幾天縣令，深感“違己交病”的痛苦。痛苦為何？是因為深受老莊思想和隱逸風氣的影響，不願降志辱身與人周旋，于是便自己炒了自己的魷魚，真的歸隱山野，並且一去不回。在生活困苦得“偃臥瘠餒”時，后來建立宋王朝的劉裕要他去當著作佐郎，他不理睬；劉宋朝初期，江州刺史檀道濟再次勸他出仕，他也拒絕了，連檀道濟送給他解燃眉之急的米肉也“麾而去之”。了解陶先生這番行為，讀其《歸去來辭》、《桃花源記》、《飲酒》、《歸園田居》諸作，自然會生敬佩之意；詠其“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，“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裡煙”諸句，自然也會感到親切可信。可惜，歷史文人，真能達到陶先生這種淡泊境界的，實在是數不上幾個，陶令和陶詩也就顯得格外可貴。其所以可貴，一是因為人們學不來，二是不可學、也不必學。毛澤東曾評論說︰“即使真隱了，也不值得提倡。像陶淵明，就過分抬高了他的退隱。”想想，其情志與詩文固然相合，但在歷代社會，讀書人不是總有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社會責任么？結果都去躬耕田畝了，白白浪費了教育資源不說，忘卻了自己更大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，實在是有違士子們的共識。如果都像老莊宣揚的那樣，全社會都絕聖棄智，有文化、有知識的人都陶然自樂于山野之間，衣冠文物的腳步還怎樣向前？從這個角度講，陶先生的選擇也就屬于一種異相了。這種異相啟示我們，任何時候都不能指責那些想入世為社會有所作為的知識分子。應該鄙視的，是表面上想得開，實際上想不開；表面上說出世，實際是為了個人名利抬高身價走捷徑的謀官風氣。這種指東謀西的虛偽，帶來的是為文造情的虛浮之風。

　　說到為文造情，就不能不引出兩晉南北朝知識分子的第四種異相，這就是一批宮廷御用文人的選擇。他們只是把自己的知識、才華乃至情感當作謀生的手段，胸中未必有什麼大的政治抱負和對時事的定見，甚至也不需要真情實感，只要哄得上司高興即可。南朝梁簡文帝蕭綱周遭，就有這樣一批人，熱心于寫作他所倡導的輕靡綺艷的宮體詩。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徐陵和庾信，當時號稱“徐庾體”。吟詠宮廷瑣事，竟也成“體”，可見追摹此風者不少。但留下來的都是形式豔麗、內容空洞的奉和應製之作，如庾信的《詠舞》、《奉和示內人》等，用后世的話，實屬危國之音。

　　不過，這類文人，一旦脫離開他們原來的土壤和環境，情況就可能不一樣了。后來，徐陵出使北邊的東魏，庾信出使北邊的西魏，皆被扣留，兩人的命運陡然拐了一個大彎，內心感受的變化可想而知。北齊取代東魏之后，徐陵給掌權的北齊仆射（似于宰相）楊遵彥寫信，陳述思鄉念國之情，其中，“東平拱樹，長懷向漢之輩；兩濟孤墳，恆表思鄉之夢。千祈以屢，哽慟增深”，都是詞義深摯的文句。這期間，他也委實作了不少很有思想內容的詩，如《出自薊北門行》。后來，他回到南方，儘管已是陳氏王朝的天下，但在不知不覺中生活恢復到了從前，徐陵又安然地做起宮廷文人來，賣力地替陳朝君王填寫淫聲媚態之作。能傳于后世的作品也就寥寥，成為曇花一現的詩人。

　　與徐陵不同，庾信一直被扣留在北方，生活了29年，最後客死他鄉。出使被留並屈仕于敵國，是庾信生活、思想變化的轉折點，其詩文的內容、風格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。這集中地體現下他的27首《擬詠懷》中。其第20首雲︰“在死猶可忍，為辱豈不寬……其面雖可熱，其心常自寒。”這種因為屈身事敵而感到面熱心寒的尷尬處境，經常折磨著他。“玉關道路遠，金陵信使疏。獨下千行淚，開君萬裡書。”（《寄王琳》）境界開闊，感情真切，懷念故國的痛苦溢于言表。代表庾信創作尖峰的，是膾炙人口的《哀江南賦》和《枯樹賦》。前者描繪了民眾流亡的生活圖景，對梁朝君臣的昏庸苟安也做了沉痛的指責。懷念故國的深沉感情，更是入木三分︰“信年始二毛，即逢喪亂，藐是流離，至於暮齒，燕歌遠別，悲不自勝，楚老相逢，泣將何及。”后者也是歷來為人們所喜誦之作。毛澤東晚年最喜歡誦讀庾信的《枯樹賦》。1975年4月至9月，他曾5次讓人為其讀《枯樹賦》。每讀至賦末“昔年種柳，依依漢南；今看搖落，淒愴江潭；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”諸句，毛澤東都沈默不語，愴然陷入沈思。可見此作的感染力。后人說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，如果單單是“老”，卻不感時事，沒有真情實感，恐也難“更成”。正因為有了特殊的處境和心境，庾信及其詩文便脫開了早年的軌道，和徐陵分道了，也和當時知識分子中的那些“異相”分手了。〔作者陳晉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，北京100017〕